世纪之交，倍受海内外校友和媒体关注的新浙江大学首届校友代表大会暨校友总会成立大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隆重开幕。尽管时值寒冬腊月，窗外寒气逼人，冬雨绵绵，但会场内热气腾腾，场面壮观，座无虚席，给人以融融暖意。
端坐在主席台上一位年逾古稀、一身戎装的军人格外引人瞩目。笔者向旁人询问，得知他就是千里迢迢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盛会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被人称为“将军”的资深校友商燮尔教授。
初来乍见，仰慕之情油然而生，笔者心里不由萌发采访商教授的念头，但苦于大会期间笔者不能离开岗位，因为笔者负责接待工作，需四处奔波。直至１月19日晚上，大会闭幕后，趁绝大部分校友代表业已离校，商老亦将于当晚乘９∶25分返京的Ｋ32次列车离杭之际，笔者借送别机会，提前于晚７∶30分，勿勿赶至灵峰山庄拜见了慕名已久的商老。利用临行前的半个多小时的短暂时间，采访了商燮尔教授人生中的一段难忘经历。
初次结识，商老一见如故，热情寒喧让座，使笔者悬着的顾虑与拘谨一扫而光。商老思维敏捷、善言健谈，他首先赞扬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笔者亦向商老百忙中来母校出席大会并荣幸地受聘为总会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在谈及半个多世纪前在浙大求学经历时，商老略作思索，记忆的闸门轻轻开启，往事在商老的脑海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他向笔者侃侃而谈、娓娓叙述……
1943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出身于浙江嵊县的年仅17岁的商燮尔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救国。他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千山万水的长途跋涉，终于考入了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师从李寿恒、杨士林等学长。经过四年艰苦岁月的勤学苦读，于1947年毕业于已搬回杭州庆春路上的浙大化学系，并留校任助教三年。
1950年，新中国建立不久，面对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祖国，年轻的商老师为实现科教兴国的志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远在东北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但组织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浙江大学。
1953年７月，风华正茂的商燮尔研究生毕业，时值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祖国大规模建设摊子已经铺开，各条战线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加盟，研究生学历的高材生在当时高校也属凤毛麟角。当时的哈工大校长李昌同志热情挽留商燮尔留校任教，为东北培养建设人才出力。但商燮尔本人想回浙大工作，一则他是浙江嵊州市人，思乡心切；二则他当时的组织关系尚在浙大，长达７年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校风熏陶，对母校情有独钟，况且当时浙大刚刚经历了1952年院系大调整的阵痛，大批师资人才外援，急需补充输血。商燮尔的愿望使浙大校长刘丹喜出望外，他竭力邀请商燮尔迅速回母校执教。按理，商燮尔回母校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然据说为争抢商燮尔，当年李昌校长与刘丹校长曾在北京开会时发生争执，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商燮尔因当时思乡心切，在二校争执还未有结果时，即回到杭州母校。不久，商燮尔接到李昌从东北发来的电报，催促他即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刘丹校长得悉后，即找商燮尔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商燮尔，希望他留在母校工作。商燮尔亦明确表示，愿意留在浙大工作。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改变了商燮尔的意愿，也改变了商燮尔教授的一生……
就在刘丹校长找商燮尔谈话的第二天，情况突然蹊跷变化，刘丹再次急切找到他，叫他赶紧打点行装上路，速到东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商燮尔对刘校长１80度的突然变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校长改变态度，并不清楚。
年轻的商燮尔带着满心狐疑和惆怅，来到北国之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任院长的解放军著名将领陈赓将军亲自找他谈话，才把这个谜团解开。
原来，1953年，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新中国培养急需的解放军高级军事科技干部，中央任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陈赓将军为首任院长。陈赓将军开始勉为其难，自忖才是中学学历，怕挑不起这副重担，难以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然而几经推辞不掉，中央仍执意要让陈赓担纲。
众所周知，陈赓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功勋卓著、举世公认的常胜将军。打仗，运筹帷幄，对于陈赓将军来说是轻车熟路的行家里手，可对于办教育，培养我军高级军事科技人才来说，却是一个从未涉及过的新领域，并非在行。为了胜任这个新角色，陈赓将军正式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军事院校教师和管理干部队伍。但是，当时全国高校刚刚经历过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调动知识分子非常困难，报告呈送到周总理那里，使总理也很为难。但总理在陈赓将军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请主席定。报告转呈给主席。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开七届中央全会，陈赓将军是七届中央委员(当时七届中央委员仅有60多名)，陈赓将军趁会议间隙亲自把报告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开始不理解，调几个人也要我亲自批？总理批了就行了。陈赓将军不失时机地对毛主席解释说，他本不想当院长，是主席执意要让他出马，并且曾经表示过，如有困难，可以直接来找主席。主席听了，爽快地在陈赓的报告上划了圈，表示同意。
当时的党中央有这么个规矩，凡是毛主席亲自划圈的文件，各大军区及省一级党委组织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迅速照办或协助执行。估计是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或组织部长找了刘丹校长谈过，所以刘丹校长的态度来了个１80度大转弯，并且在第二天一早就通知商燮尔赶紧上路去东北报到。毛主席的这个圆圈，改变了商燮尔教授的一生。
回顾这些久远的往事，商燮尔教授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他略作停顿，思绪仿佛还沉浸在对这段经历的怀念之中。他诙谐地对笔者说，要是没有毛主席的这个圆圈，说不准，这辈子注定要跟浙江大学结下不解之缘，终身难离难舍。这发自商老内心的肺腑之言，深情地流露出商老对母校眷恋不舍的依依之情！
当笔者提及商老到东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的工作经历时，商老脸上顿时显现出一种对陈赓将军深切怀念的庄重神情，一段鲜人为知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商老脑际……
因为商燮尔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时，曾协助教务长主管过教材工作，对俄方也比较熟悉，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乎就是白俄罗斯人的天下，从所聘的教员到所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照搬引进的。商燮尔独具的俄语熟练程度和善于与苏联人沟通的能力，早在哈工大读书时就被校方所公认。当陈赓院长得悉他的这番经历后，非常欣赏和信任他的才干，立即决定让他负责整个学院的教材编译出版工作，具体职务是编译室主任，相当于军队的正团级干部；同时负责苏联委派的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军事顾问团的联络工作。
针对商燮尔对所分配的任务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商燮尔工作不久，陈赓院长即带商去南京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的解放军军事学院参观考察，使他能当面聆听刘帅的办学体会与教诲，以此来提高对教材编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学习和借鉴刘帅摸索出来的成功办学经验。
商老告诉笔者，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刘帅对陈赓将军及他谈话的具体内容。刘帅当时说，由于刚解放，我党仗打胜了，但缺少军事教官，没有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只能启用国民党的教官来充当军事教员，如何既领导和控制教员的政治倾向，又把好具体的军事课程教学质量关，惟一的办法就通过规范教材，规定教员严格按教材的内容教学，不准越雷池一步。为此，刘帅不顾眼疾不便，常常彻夜不眠，一页页、一章章，亲自仔细修改、审定由苏联军事院校翻译过来的教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内容严格控制，而方法允许国民党军官出身的教官自由发挥，这样，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国民党出身的教官，来为培养共产党领导的军事人才服务。刘帅的这个我军院校初创时期独特的办学经验，使陈赓大将和商燮尔深受启发，也使商燮尔对自己所担负的军事教材编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南京之行，提高和增强了商燮尔对负责搞好教材编译管理的信心和决心。在随后从事的四年军事教材编译工作中，商燮尔除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受到了陈赓将军的高度信任和重用。他向笔者介绍说，陈赓将军对地方院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仅充分信任，而且敢于大胆放手让他们担负更重要的责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治校才干。商老举例说，那几年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年工作总结、二年科学报告、三年教学总结报告等，其实都是陈赓将军请他起草，由陈赓将军在全院大会上宣读的，实际上，陈赓将军在筹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时候，就已经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依靠对象，视为左右手。商老深情地回忆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年学院里苏联派驻的军事顾问团成员多达80多名，如何妥善处理协调好这批苏联军官与我军院校干部之间的关系，成为能否完成学院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一个关键。苏联顾问团团长是一位经历过卫国战争的空军中将，因陈赓院长曾担任过中国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且又是大将军衔，因此，这批苏联顾问除对陈还较尊重外，对其它副院长(均是少将)都不放在眼里，平时直呼其名或者经常无端命令，造成双方在工作和日常训练中关系紧张。为了缓和矛盾和消除误会，在陈赓将军的授意下，年仅25岁的商教官主动接近苏联顾问，征询原因。苏联顾问对他解释说，你们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几方死伤都很大，又是几个国家在协同作战，彼此语言也难以沟通，因此，战场上只能由军衔高的军官出来统一指挥，苏联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同样也碰到类似情况，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只能由军衔高的军官统一指挥。了解到缘由后，商及时地向陈赓将军和其它副院长作了汇报，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误解，保证了军事教学科研、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1956年，也是我军正式设立军衔制度的第二年，年仅28岁的商燮尔不仅被正式批准入伍，而且被授予少校军衔，这在当时没有经历战争考验的军队知识分子干部中，实属拔尖。
1956年，中央在北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周恩来总理专门在会上发表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讲话，并强调了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知识分子要归队。中央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根据这个精神，商燮尔老师再次萌发了归队搞教学业务的念头，数次向陈赓院长申请，一直未被批准。195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真正站在讲坛上，执起了那心爱的教鞭。谈到这里，商老回过神来感叹地对笔者说，想不到自己这一生在军队一干就是47年，而且军队是特殊部门，因为涉及到许多军事机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默默地作着奉献，尤其是在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工作的期间，更是如此。商老始终秉承母校"求是"校训，牢记我军宗旨，几十年来，他结合自己所学专业，长期从事军事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培养我军大批高级军事科技人才、为军队院校建设管理工作、为国防军事科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鉴于商燮尔的才干和贡献，早在80年代初，商燮尔教授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的正军职副院长，成为求是园培养出来的我军军事系统中高级领导人之一。
不到半小时的采访时间，追溯了半个多世纪时空。离商老离杭返京的车次时间不多了，秘书已经在频频提醒，言犹未尽的商老，从笔者欣赏他那身非常合身的文职军装的眼神中仿佛看出了笔者的疑惑。他一边递上自己的名片一边解释道，8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当时包括他在内军队里共有几十名年过60岁的老同志，论资历、级别、贡献，这些同志完全有条件被授予少将或少将以上军衔。但小平同志认为应该从军队改革的大局出发，年过六旬的老同志，军衔还是不授为妥。这样，这批老同志的将军军衔最终未被授予。但让商老倍感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们这些老知识分子非常关爱，经中央军委确认，他们这批早年的正军级老同志，其地位和待遇相当于中将。
如今，年逾古稀的商老，并不服老。他除仍担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的博导、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外，还担任国防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的兼职教授，继续为培养新一代人才出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就是商老的人生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