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惠（-），男，1965年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既赴某核试验基地工作。曾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总装后勤部部长，少将军衔。
我们枕着氢弹在铁塔上睡觉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纪实
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
75年的岁月，人民军队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也实现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常规到尖端、从陆军到多兵种的划时代变革。
在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标志：“两弹一星”、运载火箭、战斗机、军舰……在这些丰碑上，镌刻着国防科技人员的心血，更镌刻着他们对祖国的忠诚。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大漠同时升起两颗太阳，其中一颗“太阳”迸发出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芒。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成功爆炸。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核科学家于敏被称做“中国氢弹之父”，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他率领科技人员攻破氢弹原理，为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打开了通途。谈起那段经历，于老谦逊地一笑：“氢弹成功爆炸是集体的功劳，我只是一个卒子。那段岁月，我永生难忘。”
钱三强：先行一步，早日掌握氢弹技术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办公室，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叫黄祖洽，是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
钱三强看着这位青年物理学家，平静的语气中透着几分严肃：“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先行一步，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以及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
钱三强又特意叮嘱：“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黄祖洽、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原子弹尚未突破时，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大得多。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将军和专家交流中，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于是和钱三强商量先从理论上做一些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
研究氢弹谈何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年轻的探索者们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但他们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呕心沥血的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其他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是一着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氢弹爆炸要赶在法国之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
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我国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又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
为了保密，于敏在这里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马国惠：我们枕着氢弹在铁塔上睡觉
氢弹原理突破后，随即进行原理爆炸试验。试验前夜，负责引爆装置研究工作的核专家陈能宽，来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下，随同操作人员登上了百米铁塔，安插启爆氢弹的雷管。
陈能宽从衣袋中拿出装有钥匙的信封，对大家摇了摇：“你们放心，启爆开关的钥匙在我这里。”
塔顶爆室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他叫马国惠，已经在铁塔上奋战了20个日夜。多年后，已成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少将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我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充量的测量，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搞的，临时抽我和曹淑华等4个同志去帮着搞激光测速项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光路系统晚上好调试。一上去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我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枕着氢弹睡过觉。
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我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我们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不能不吃不喝呀！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我的同学，最后那一夜，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上去的，等雷管插完，我和他们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
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孙福长：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采用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表明我国已完全掌握了氢弹原理，其关键技术已经解决。氢弹试验指日可待。
一场大规模的试验准备工作，在核试验场拉开序幕。这次试验共有32个测试项目，137个效应项目，1887台（套）仪器，在中国核试验史上是空前的。
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空军大胆改装了轰－6飞机，担负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进行了高强度训练。按照设计，南京513工厂严密细致地加工了降落伞。
1967年6月17日8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半分钟过去，仍无声响。
飞机还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说：“当时，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投下。”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
核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此刻，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这蔚为壮观的景象，撼人心魄。
这是一颗人造“太阳”，它的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成下玻璃体；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3.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罗布泊一片欢声雷动，人们忘情地把手中的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拥抱。
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一把抓起身边的电话，电话直通军委叶剑英办公室。
“试验完全成功，当量330万吨。”
“好！祝贺你们，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