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寰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７８年由邮电部选派出国学习，１９８２年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数字信号处理与微机系统的操作与应用，１９８４年回国。回国的时候，周寰还不到４０岁，他觉得自己刚学完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处理技术，经过５年的进一步深造和实践，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到北京市东城区任邮政管理局局长，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１９９１年，周寰升任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长，１９９４年开始担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负责组织制定整个邮电部的技术发展战略、技术规划、重大项目决策以及有关科技的政策法规。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周寰接触到了第三代移动通信和ＴＤ－ＳＣＤＭＡ，并将自己的命运与ＴＤ－ＳＣＤＭＡ紧紧联系在一起。
１９９７年底，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 Ｕｎｉｏｎ）向全世界宣布：３Ｇ标准提案的截止日为１９９８年６月３０日，但邮电部关于中国提不提标准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提标准，力量太小了，费力不讨好，获得成功的机会太渺茫；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信息产业一个来之不易的走向世界前沿的机会，一定要把握。当时，正好大唐做出了一个领先世界的ＳＣＤＭＡ无线环路系统，周寰问：“能不能想办法让它动起来？要能动起来的话，咱们也制订一个标准！”ＳＣＤＭＡ技术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中国ＴＤ－ＳＣＤＭＡ之父”的李世鹤博士当即表示赞同。到１９９８年３月份，技术标准提案的草稿完成。这虽然只是一个框架，但基本囊括了所有的技术指标。１９９８年３月，国家召开“西山会议”，与会代表来自政府有关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队、电信运营公司和各大电信设备厂商，共同讨论中国通信业的发展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周寰等人据理力争，终于争取到了大家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支持，但这时离国际电联规定的时间只有３个月了。“苍天不负苦心人”，大唐基于自己最核心的技术，获得了欧洲ＴＤＤ技术方案的主要提出者——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支持，终于在最后的截止日期１９９８年６月３０日向国际电联提交了完整的技术提案。
从１９９８年到１９９９年，为了ＴＤ－ＳＣＤＭＡ能够最后胜出，周寰和他的同事们过得很辛苦。在巴西参加国际电联第１７次会议的时候，高强度的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再加上不时传来一些对ＴＤ－ＳＣＤＭＡ不利的消息，整个形势变得十分危急。为了扭转危局，周寰当即向部领导汇报：欧洲与美国２亿人能支持一个标准，日本１亿多人还能搞个ＰＤＣ，中国有１３亿人，为什么不能支持一个标准？他建议国家应该采取强硬的措施，即使赫尔辛基会议把ＴＤ－ＳＣＤＭＡ枪毙了，中国人也要支持这一标准。信息产业部考虑再三，通过邮电科技委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对ＴＤ－ＳＣＤＭＡ进行重新评估，要从技术层面上考察ＴＤ－ＳＣＤＭＡ。最终，邮电科技委建议信息产业部呈报给吴基传部长，这样如果国外势力阻挠中国标准被采用的话，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仍然能使ＴＤ－ＳＣＤＭＡ得到应用。
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原来坚决反对这个标准的人态度一下子就变了，谁也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市场。
这以后，周寰他们还是遭遇了很多国外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成为标准实属不易，如果之后再弄不起来就太遗憾了！”周寰感慨地说。
２０００年５月初，国际电联全会在土耳其召开。５月５日投票表决结果揭晓，由中国大唐集团代表中国提出的ＴＤＤ模式的ＴＤ－ＳＣＤＭＡ系统，被采纳为国际３Ｇ标准之一，与欧洲提出的ＷＣＤＭＡ和美国提出的ＣＤＭＡ２０００同列三大标准之一。至此，中国终于拥有了第一个电信国际标准。
“知道ＴＤ－ＳＣＤＭＡ被接纳为３Ｇ标准的时候，我别提多高兴了，可是没多久，就有人泼凉水了。”
“他们说，即使国际电联通过了，离真正地在国际上被制造商、运营商使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运营商不使用，制造商不生产，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这就像当年政府给大家发的粮票一样，即使有粮票，但是没钱买，粮食照样拿不回来。
所以，大唐的ＴＤ－ＳＣＤＭＡ还必须要得到３ＧＰＰ的认可。３ＧＰＰ是由国际上１００多家厂商和运营商成立的国际组织，得到３ＧＰＰ的认可，也就意味着得到这１００多家运营商和制造商的认可，ＴＤ－ＳＣＤＭＡ才具备了获得实际应用的前提。但是当时大唐所有的技术文件都还没有通过３ＧＰＰ ，而且离达到３ＧＰＰ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而ＷＣＤＭＡ几乎所有的文件早已在３ＧＰＰ上通过了。为了缩小差距、加快进程，大唐的工作人员拼尽了全力，从２０００年５月开始，经过近一年时间，开了无数个国际会议，直到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４、１５日，３ＧＰＰ最终通过了ＴＤ－ＳＣＤＭＡ全部技术文稿，共有３８０篇稿子，４４００多页全英文的资料。“这段时间，有数不尽的酸甜苦辣，人家是千方百计地阻拦，有时候都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周寰感慨，“当然我们都是文人，不可能拳打脚踢，主要就是在国际会议上，讨论争辩。他们除了在技术上刁难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尽可能地设置障碍，可以说，能使的手段都使出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每次在危急关头，我们都能靠整个代表团的团结，靠后方的支援，靠技术人员超人的努力，挺过去。现在我们已经锻炼出来了。”
“说实在的，一开始那些国外代表们根本没想过中国真的能把国际标准做出来，但是到最后标准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又惊又叹，大概也有很多人后悔了。事实证明，这一次，他们过于轻视了中国的研发实力，扼杀中国标准的时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被３ＧＰＰ接纳是件好事，它第一次向世人宣布，中国人制定出了国际标准。但是麻烦却随之而来。
最困扰周寰的麻烦当然是资金问题。２０００年５月，ＴＤ－ＳＣＤＭＡ被ＩＴＵ通过的时候，大唐还无需投资很多，作为国内通信业的龙头企业，大唐还支撑得起。当ＴＤ－ＳＣＤＭＡ被ＩＴＵ通过之后，能否被３ＧＰＰ通过还是个问题。当时基本上没人想过资金的问题。加之，大唐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标准上“吃螃蟹”的企业，缺乏足够的经验，对标准的研发和进一步产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缺乏概念。
等到２００１年３月，大唐ＴＤ－ＳＣＤＭ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计算机仿真做出来的时候，大家才相信，ＴＤ－ＳＣＤＭＡ的确是一个先进的标准。大唐的“画饼”随着３ＧＰＰ的全部认可，也终于成为现实。从此，在周寰带领下，大唐真正开始了标准的实用化工作。“等到做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比较严重了。得花钱哪，一个仪表就好几百万，这怎么解决啊？”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典范。九十年代初，虽然美国在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上占据领先地位，但在第二代窄带数字移动通信方面却落后于欧洲。为此他们非常焦急，直到高通公司开发出了ＣＤＭＡ技术，让美国政府如获至宝。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美国高通公司和ＣＤＭＡ标准，终于把ＣＤＭＡ培育起来，等到１９９４年美国的移动通信市场向欧洲的ＧＳＭ开放时，整个美洲都已成了ＣＤＭＡ的天下。
回到大唐的ＴＤ－ＳＣＤＭＡ，周寰认为，它在国际上获得通过，离不开我国政府以及运营商、制造商的鼎力支持。在ＴＤ－ＳＣＤＭＡ商用化过程中，国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国家计委还把此项标准列入重点发展领域。但是实现一个标准的产业化需要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作为后盾，在国际上被看作“小公司”的大唐显然没有这个实力。２００１年３月份标准通过后，周寰一方面寻求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唐不得不尽快开始商业化运作。一个小公司偏偏要做超一流公司才能做的“大业”，在很多人眼里，大唐的选择显然是“找死”。
在周寰的带领下，大唐专门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进行ＴＤ－ＳＣＤＭＡ的研发。移动通信研发的主要核心骨干汇聚在研究院里。
与此同时，由于研究院的体制不适应大唐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周寰又开始酝酿公司体制的改革。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大唐移动公司注册，３月８日，公司挂牌正式成立，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继续，其核心业务仍然是ＴＤ－ＳＣＤＭＡ。现在大唐移动已经发展到将近１０００人，力量比较强大，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大家的心气都很高，”周寰面露微笑，指着窗外，“你看，每天他们都有干不完的事。下班后，别的地方都黑灯了，他们的楼上还灯火通明。”
但是现实的问题仍然困惑着周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今年到明年，发展ＴＤ－ＳＣＤＭＡ尚需１０到１５亿元人民币。这对大唐移动来说，显得更加艰难。如果国家能在资金上支持ＴＤ－ＳＣＤＭＡ的研发，大唐就可以滚动发展，将３Ｇ标准进行到底。
除此之外，周寰主张采用多渠道的融资办法，以寻求资金支持，比如上市，让中国的企业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投资这个事业。
在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时，一个女孩问周寰，如果有一个外国企业想收购大唐的ＴＤ－ＳＣＤＭＡ，而大唐在面临资金匮乏、难以为继的时候，卖不卖？周寰很坚定地回答她：“不卖。但是如果有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投资进来，大唐也可以考虑向国外公司出售一小部分股份。这样，至少大唐还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
“我反对一种论调，就是现在经济全球化，国籍逐渐淡漠，这都是骗人的鬼话。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运用它的资金、技术、管理的优势，把它的优势扩大到全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国籍真会淡漠？那为什么美国今年一年的军事经费就增加了６００多亿美元，达到３６４０亿美元，相当于我们中国三年的财政收入。”
周寰说有少数中国人被麻痹了。在参加北大的一次辩论会的时候，有位教授在会上说，经济全球化以后，就不再存在所谓的民族企业，周寰厉声反驳：“没有民族企业，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美国在向中国出口技术时，先进技术不给中国？”
在周寰眼里，政府对标准制订应该给予空前的重视，对中国和世界标准发展的前景要给予密切注视和关注，国家要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有可能占领世界科技前沿的项目，集中力量制定出一批标准，并把它们变成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标准。在变成国际标准以后，还要集中相关产业的力量，把它们变成现实的产品，并推向世界。这样才能把花钱制定的标准变成百倍千倍，乃至万倍的经济收益，再作为下一步制定标准的资金，就像高通一样。周寰认为这样的一个循环是未来我国通信业在制定标准方面的一个模式。
一方面周寰对ＴＤ－ＳＣＤＭＡ有着强烈的自豪感，的确在技术上，它的先进性无可否认；但是另一方面，ＴＤ－ＳＣＤＭＡ却仿佛是个沉重却又装满希望的包袱，让一向乐观的周寰这两年时常陷入深深的忧虑中。国际上有着既得利益的国际大公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围追堵截，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技术实力没有信心。“你看看我们的广告宣传，电器全部是进口的最好，进口组装，就是第二等的了，一说国产，就直摇头。这一系列的宣传使得大家都觉得洋货好。而实际情况是，国产的电器已经渐渐赶上或者超过了进口产品。比如彩电，明明中国的已经比外国的好，扣除关税的因素，价格上仍然是进口的比国产的贵。冰箱也是类似的情况。”
然而，周寰最终的选择还是乐观，“我觉得这都是暂时的，随着政府政策的制定，比如频率的颁布、扶持政策，产业联盟建立，随着我们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些现象都会消失，我对此很有信心。”
乐观背后是坚定的爱国心。“我觉得支撑我们的力量很简单，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光，为民族争气。你看我们的口号：建光荣的国家队，做自豪的大唐人。之所以提出这种理念是有原因的。我毕业于哈军工，看过学校放映的一些关于战争题材的纪实电影，那些因为军事技术上的落后而导致重大伤亡的场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从那时起，我发誓一辈子都要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军官，发展我们中国的军队技术，改变从前的落后面貌。”他这么说着，目光坚毅。
到目前为止，周寰经历了几种角色的变迁，从一个纯科研人员到国家行政部门的官员，１９９８年到大唐集团以后，又转换为国企的领导者。
大唐集团的前身是从一个成立了４５年、一直有着光荣历史的国家级研究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国内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最积极的科研院所之一，在这样一场艰巨的变革中，一个单纯依靠国家拨款、以研发为生存基础、以向国家报喜为成绩的事业单位，正在转化成为一个争分夺秒、以向市场上卖设备养活自己再开发新产品的企业集团。身处其中，周寰感受最多的就是变化，心态要转变，做事的方法也要转变。而市场更是瞬息万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常要面临这种状况：很可能你正卖得高兴时，突然一个订单都没有了。这时候，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其压力可想而知。“说实话，有时就算坐在椅子上没事，也不会觉得轻松，因为责任在你的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周寰终日不得休息，不停地思考、琢磨，周寰笑言：“搞不好哪天就踩在积水滩里了。”他也藉此锻炼出比一般人强许多倍的承受能力。正是这种经由变化淬炼出来的坚毅的性格和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支撑了两年以后在ＴＤ－ＳＣＤＭＡ的研制到最终被接纳为３Ｇ标准的过程中遍尝酸甜苦辣的周寰。
对大唐、周寰和他在就任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时就不懈支持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来说，这两年是比较难过的两年。又正逢大环境的不景气：全世界ＩＴ行业衰退，仅美国就有２０几家运营商宣布破产保护，而且今后两年都很难缓过气来；而中国的通信市场发展也开始趋缓，今年国内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曾经让周寰和大唐涌起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此时却像一个甜蜜而沉重的包袱，周寰真是有点艰难度日的感觉。好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明朗，频率的划分也即将出台。在强烈的希望中，周寰的信心愈加坚定。
